饰满玫瑰与常青藤的，
我从死的窗外望你。
【知乎体：你所见过的最好的爱情故事】
知乎体：你所见过的最好的爱情故事
//整理重发，之后...大概还有一篇师兄视角的【。
//文中的人名纯属虚构（但小海的孩子里真的有一个Wolfgang！【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拼？
“Werner Heisenberg and Elizabeth Heisenberg’schildren:
From older to younger: Maria, Jochen,Barbara, Wolfgang, Christine and Martin, Verena.
And the thing we had already known is thatMartin has a son named Benjamin, a movie director.”
//CP:Heisenberg×Pauli
（涉及历史部分不考据）
（角度：Heisenberg长子Ernest）
答主：@Ernest Karl Heisenberg（以下皆为译文）
补在前面：这是一个相当主观的问题，也不知各位的看法是否和我一样——在物理和音乐以外的领域，我秉持的一向是重在参与的态度，所以如果有任何冒犯之处，在这里先致以诚挚的歉意。
---以上---
首先谢邀。（不知这在贵国是否约定俗成？其实如果排开礼节的缘由，我挺想把@Schrödinger大叔扔进他那见鬼的箱子里，我知道他只是不敢圈我父亲，也不敢得罪我那有上帝之鞭之称的泡利叔叔，然而你也不该欺软怕硬的找上我，等着神之羞辱吧。（手动再见））
算了，讲正事。
正如你们看到我的姓氏时所想到的，我的父亲便是在上世纪20年代名震一时的少年天才维尔纳·海森贝格，而我的母亲——在历史上只作为里程碑式人物背后的夫人以寥寥数笔加以记录，在第一次遇见他时只是一个在莱比锡大学读三年级的女生。那是1936年的春天，父亲刚刚结束纳粹的隔离审查回到学校重新担任教职，物理系却因为接近半数的教授或被免职或被驱逐而只剩下一个空壳，然而学生们还在正常上课，于是所有的压力便落在父亲的肩膀上。
“他们私下里把我称之为‘白犹太人’，”当时他在日记里写到，“斯塔克（Johannas Stark ，曾因原子在电场中光谱频移效应获诺贝尔奖），那个撰文攻击爱因斯坦博士和玻尔老师的家伙，终于把矛头对准了我。”
德国并不相信他——但他很幸运有着对方无可诟病的日耳曼血统，因此党卫军也不能像迫害德拜教授一样对他加以苛责。然而这种怀疑深植于他们的骨子里，即便是到了后来父亲公开宣布留在德国也并不能让他们改变看法，相反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学术界的公愤——尤其是父亲的授业恩师尼尔斯·玻尔，从此与他形同陌路。
父亲出生于维尔茨堡，曾先后于慕尼黑和哥廷根求学。在他的学生时代曾经有过机会拜访远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这个城市由于玻尔的存在，当时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学术交流中心。他就在那里遇见了来自各方的同道中人：带着典型的英格兰老绅士气息、看起来古板冷淡事实上却极其富有创造力的保罗·狄拉克；英俊潇洒、聪慧不羁却在与玻尔的争辩讨论中大病一场的埃尔文·薛定谔；皮肤晒成健康的蜜色、酷爱户外运动的恩里科·费米…而带着时年仍旧对于人际交往颇为羞涩的父亲真正走进这个世界的，则是他在慕尼黑大学的师兄——沃尔夫冈·泡利，他们同样师从著名的索末菲教授，只不过后者比他虚长两岁，阅历见识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的泡利叔叔已经在哥本哈根小有名气，甚至玻尔教授都对他出众的天赋颇为赞赏。据说他在十来岁时便洋洋洒洒写了一本足以出书的论文来详细介绍他的偶像——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和他了不起的理论，这篇文章被刊载在学报上，后来我曾在我父亲书房里浩如烟海的藏书间找到一沓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复印本，封面上赫然署有W.E.Pauli，字体飞扬率性，正是泡利叔叔的笔迹。
听说他们当时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人眼中的叔叔总是恶毒而刻薄，为人处世都隐约透着一些居高临下的味道，并且做事吹毛求疵，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便容易暴跳如雷，性情古怪，喜怒无常，叫人捉摸不透。然而后来我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时他却微笑的摇头，却又一语不发。
1935年，叔叔因不满当局对于犹太人的歧视愤然离开，临行前来向父亲告别，方式仍旧不拘一格。当时仍是个傻小子的父亲眼看着对方微胖的身躯灵巧的翻过海森贝格府的围墙，像变魔术一般轻松地落在墙边的草坪上，几乎是目瞪口呆。
二人在书房里关起门来谈话，也不知说了什么，便突然传来一声玻璃碎裂的响声，而后便是叔叔夺门而出的身影。
一直在府里做事、几乎可以说是看着父亲长大的姆妈在我小的时候不经意间向母亲提起这件事，不由得有些感慨，“我从来没见过沃尔夫冈那么生气的样子，他的鼻翼不断的翕动，像是一尾濒死的鱼一般拼命呼吸。”
而那时年轻的父亲心中是否也是天人交战、狼狈失态已是不得而知。只是后来直到过世，我也没有再从他那里听到关于这件事的只言片语。
之后父亲便被纳粹拘禁长达一年，出狱的时候已是形销骨立。1936年春天他遇见我的母亲，两人很快建立稳定的婚姻关系，故事又回到最开头我所讲述的节点。
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亚德里安出生于1938年的圣诞节前后，听说那天雪下得很大，堆积起来能没过膝盖。我的母亲带着生活用品和各种老人喜欢的食物穿过半个莱比锡去探望一战时遗留下的一栋三层红砖房里住着的一对老夫妇，他们的独生子曾是父亲的中学同学，一度以卓越的数学天赋为人所知。但他过于鲁莽贸然的参军摧毁了他和他父母的人生——这个年轻人于1918年阵亡于在西线上，那一年他才18岁——和泡利叔叔一般年纪，却无缘之后风起云涌的时代。
我的父亲听说我们出生时正在莱比锡大学给二年级的学生讲他最擅长的矩阵力学，这门学科建立之初便以难以理解出名，然而在下课后父亲罕见的没有顾及几个难得能在课上保持清醒的学生举起的手，而是飞跑着穿过冬季萧条的林荫大道，给远在国外的叔叔拍了一封电报，或许是因为太激动了，当下他并没有想到要保持必须的谨慎和提防，
然而这封信宛若石沉大海，之后再无回音。
我和我兄弟的教名分别来源于卢瑟福爵士和狄拉克先生——后者即那个脾气古怪、清心寡欲到不合逻辑的牧师式人物，前者则是他在剑桥时的教授，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母亲虽然不明白父亲为何要用两个英格兰气十足的名字给他的长子和次子命名，却还是默许了这个决定，而我懂事后更为好奇的却是父亲作为纯粹的理论物理学家——亦即对于实验室的厌恶程度与他的知名度成正比——却将一个以实验闻名的老先生的名字转赠给自己的儿子，这种与常理相悖的行为委实很难不令人觉得惊讶。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40年，随着战争鼓点的日益激烈，国内的也开始变得风声鹤唳。父亲早出晚归已成为常态，回来时总是显得非常疲惫，一向极为明亮天真的双眸有些惨淡无光，再加上浓密坚硬的胡渣在他光洁的下颌上一点点累积起来，从而显得分外憔悴。面对母亲担忧而悲伤的神情，父亲却恍然不觉。直到有一天他抱起在他出门前突然嚎啕大哭的亚德里安，准备哄哄他却发现自己的毛发刺痛了眼前的孩子时，眼睛里才突然蓄满了泪水。
之后他大病一场，好容易等到痊愈便争取到一次访问哥本哈根的机会，急匆匆的登上了去往国外的飞机。
那就是后来被写成戏剧拍成电影的哥本哈根会面。那天父亲的情绪极为激动，甚至接近崩溃，以至于在楼上的阿格哥哥都能清楚的听见他的声音，悲怆而急促的回荡在整个空间里。
“我必须得知道，玻尔！我是能够做出最终决定的人！如果盟军在制造炸弹，我会为我的祖国做出选择……要是一个人认为如果祖国做错了，他就不应该爱她，那是错误的。德意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她是我童年时的一张张面孔，是在我跌倒时把我扶起的双双大手，是鼓舞我支持我前进的那些声音，是与我内心直接对话的那些灵魂。德国是我孀居的母亲和难缠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知道我正在为他做出怎样的决定！是又一次的失败？又一场噩梦，如同伴随我成长起来的那一个一般？玻尔，我在慕尼黑的童年结束于无政府和内战中，我们的孩子们是否要再一次挨饿，是否要在寒冷的冬夜里手脚并用的爬过敌人的封锁线，在黑暗的掩护下在雪地中匍匐前进，只是为了给家里找来一些食物？他们是不是会像我17岁那年时，整晚守着惊恐的犯人，长夜里不停的跟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一早就要被处决？”（*注1）
那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玻尔教授最后做出的反应和给出的答案早已在我们的记忆中朦胧模糊，唯一清晰的印象只是他们最后不欢而散的背影。
那是父亲最后一次与他的恩师相见。
后来美国终于嗅到了风雨欲来的危险气息。于是由爱因斯坦博士倡导，罗斯福总统批准下令执行、奥本海默教授和费米博士牵头、集结了几乎整个盟军的科技力量的曼哈顿计划在大海的另一头悄悄酝酿，最终化为长崎和广岛上空的两朵绚烂的蘑菇云。
这场战争的结果至此已经毫无悬念。
成王败寇。当全副武装的士兵团团包围住海森贝格府时，父亲已经收拾好了所有行囊，听见外面整齐划一的脚步声与子弹上膛的咔嚓脆响之后面部并未有任何多余的神情，似乎是早有预料一般。他走过来亲吻在母亲怀里沉睡的亚历克斯，依次拥抱了每个孩子后定定的注视着母亲，而后平静的转身打开了大门，在密密麻麻的枪支威胁中云淡风轻的举起了双手。
然而他的身影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轻松。
后来我们几经辗转到了英国，见到阔别多年的狄拉克教授。彼时他和我的父亲还只是在念书的学生，而今也都各自成家——即使是保罗叔叔这样年少时颇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的怪胎，如今也成为两个女孩子的父亲，挽着他美丽动人的夫人，眼角眉梢里漾满温柔的笑意，像个凡人一般与父亲做简单的寒暄，言语之间不难看到隐约的关怀。
那些少年时代的回忆，似烟火，似流萤，似沉默的脚印，被越来越厚的冰雪掩埋，而我们也就这样，长大成人。
战后父亲又回到学校继续他之前的研究工作，并且凭借着从不曾衰退的才智重新站在了理论物理学及处在萌芽状态的粒子物理的前沿。他重新与旧日的伙伴们合作，却不再与他们敞开心扉，在下着雪的夜里勾肩搭背的在柏林的长街上放声高歌。有些东西就那样悄悄地被掩埋在战争的废墟里，风一吹，便再也找不回来。
而关于那段敏感的历史，五几年时他曾经发表一篇不甚带有诚意的文章来为他的行为辩解，但却对于最有争议的问题绝口不提，言辞闪烁，语带敷衍，似乎意欲将所有真相都埋葬在1941年的哥本哈根，最后再将这个秘密带入坟墓，永世长眠。
再后来我们七个兄弟姊妹慢慢长大，离开父母去往世界各地求学旅行、成家立业。父亲和母亲仍旧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只是鬓角日渐苍白。父亲的思维和行动敏捷程度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退，但他的身体仍旧称得上是硬朗，在晴好的天气里总是喜欢出去走走，仿佛在灿烂的阳光下，他就能回到1924年的春天，回到那些单纯快乐的时光。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24岁的父亲不懂其中的道理，然而57岁的父亲，却不能不懂了。
1958年夏天，泡利叔叔的讣告被刊登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我当时人在特拉华州，闻讯连夜搭了航班去往普林斯顿，在悼念结束后才想起没有见到父亲的影子。当晚卢安便打电话来说父亲病倒了，言语之间充满焦虑与烦躁。
不得已我只好取消了回程的计划，改签去往慕尼黑。到达时已是深夜，我回到儿时熟悉的寓所，像一个七八岁童心未泯的小男孩一样悄悄摸上楼，将耳朵贴上父亲的房门，准备突然打开，给老人一个惊喜。
然而我的一切动作都终止于那绵绵暗夜中压抑的几声低泣。其实与其说是低泣，不如形容成野兽濒死时发出的哀鸣与嘶吼，然后归于死寂。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失态的父亲，却又不敢多问，于是只好事绝口不提。而父亲这场来历不明却又气势汹汹的病却一直持续到1975年的晚秋。
那一年家里最小的弟弟路德维希也迎来了他的头生子，常年在海外定居无暇归省的芭芭拉则罕见的和她的先生带着刚满周岁的小孩在圣诞节的前一周回到父母位于慕尼黑的故居里。
平日里因为缺乏人声而显得寂静空落的宅邸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坐在玫瑰园里谈天说地——聊的也不过是这些年出门在外的遭遇经历，偶尔穿插上儿时的回忆，配上味道再熟悉不过的花茶，才真正觉得自己的灵魂有所安放，终归故里。
而一直缠绵病榻、病情反反复复的父亲也仿佛从我们这些儿孙身上汲取到了暌违已久的鲜活气息，尽管已经白发苍苍、行为不便，还是让母亲推着他一路来到他们这些年来一直细心打理的园圃，看着在不远处嬉戏玩闹的孩子们，有些浑浊的双眸里终于渗出一些微弱的笑意。
自1962年夏天路德维希赴美留学以来，回首望去，这竟是这么多年我们一家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完整的聚在一起，庆祝新年的到来。
因为在次年的早春二月里，便传来了父亲病逝的消息。
处理完丧事之后我们商量着将母亲接到家中轮流照顾，得到她的同意后便遣散了老宅里所有的姆妈仆人。我嘱咐妻子先将母亲送回特拉华州，自己则留在慕尼黑整理父亲的遗物，给这栋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建筑做最后的清扫。
老宅上上下下共有几十间屋子，其中大部份都已经搬空，只留下父亲在世时所用的书房一直无人整理——自他过世后，母亲恐是怕自己睹物思人、触景伤情，便彻底的锁起了大门，却不知寥寥半月不加以打扫，便能积灰如山。
书架上大多是量子力学方面的早期专著。从索末菲的手稿到普朗克论文的初版，从爱因斯坦博士的五篇论文到玻尔的原子模型与对应性原理，从他自己的矩阵力学论文到狄拉克的δ函数…..应有尽有，其中不乏一些已经绝版的珍藏，俱是父亲这一辈子最为在意的宝贝。
但是我关心的却不仅仅是这个。
在清理即将到达尾声时，已经是灰头土脸的我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找到了一只上了锁的箱子——它通体篆刻着繁复的花纹和一些我无法读懂的文字，却与我的童年记忆分毫不差的吻合起来。
岁月辛苦建立起的重重藩篱在这一刻轰然倒塌。
1943年冬天，刚满五岁的我带着家庭教师留下的作业兴冲冲的来到书房寻找父亲，却只看到了放在桌上、书页随着窗口渗入的寒风飒飒起舞的笔记本和一个看起来很有些年份的箱子。我踮起脚尖好奇的将它翻至扉页，却看到了一行行云流水的德文，字体清隽，力透纸背，再加上字母的尾部卷起的几个华丽的圈环，赫然是父亲的笔迹。
“致吾爱“（Zu meiner Frau）
正当我忍不住伸手去够日记本旁放置的小箱子时，却听到几声皮鞋敲击地面的闷响，还没等我回过神来，父亲低沉而严厉的声音已经响彻整个书房。
“欧内（Ern），不要随意乱动别人的东西。“
我连忙低着头从凳子上跳下来，鞋尖一圈圈磨蹭木质地板。视野中父亲的西装裤熨得笔挺，渐渐靠近我。最后我感觉到一双温热的手落在发顶，妥协一般的轻轻摩挲，紧接着一声叹息落下——我知道，这就是父亲不再生气的象征了。
“说吧，亲爱的，你今天来有什么事？“
待到我利索的爬上父亲的膝头，他才问道——这时那本日记本已经不在桌上，而小孩子的注意力也很容易的被转移到了别处。
但这件事却一直存在于记忆里。我本以为这是父亲年轻时写给母亲的情信，后来却恍然觉得似乎并非如此，那种当局者迷的古怪感觉如鲠在喉，困扰了我很多年。
而这大概就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问题最终的答案。
父亲的日记始于1918年，陆陆续续记载了之后几十年的生活。从他在北欧度过的无忧无虑的20年代，到德意志内忧外患的40年代，最后终结于一切看似尘埃落定、平静如水的70年代。他的行文风格也在字里行间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从飞扬跳脱、率性活泼到沉着隐忍、老气横秋，最后竟透着一股子心灰意冷的味道，再没有了他年少时眺望远方的朝气与豁达。
岁月刻下的痕迹，也就大抵如此。
父亲曾与我说过，他24岁的时候染上热症，于是便请了假前往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避疾，也就是那时，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成就——用矩阵来描述两个物理量的乘积，再辅以变相的傅里叶展开，得到了后来名垂青史的量子力学最初的完整表达。从这个想法诞生到完成粗略计算父亲仅仅花了一夜的时间，次日清晨，彻夜不眠的他怀着难以阐明的心情攀上防波堤，注视着远方——海平面上，一轮新日冉冉升起。
“那是多么好的年代，”父亲在日记本上写道，“pq≠qp，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念头。听说一个英国人用泊松括号和哈密顿函数做出了相同的成果*（注2），对此我感到很惊讶，或许这种古怪扭曲的计算方式可以有更加经典的描述？欧内斯特，真遗憾你没有在哥本哈根，要不然我真想立刻把玻恩和约尔丹的结果给你过目。我已经可以想象到时候你得知你错过了什么的时候那副刻薄而又高傲的样子了，希望你不要太过激动。”
也就是在这时我才明白，欧内斯特并非指的是英吉利海峡彼岸的那位鳄鱼先生，而是父亲的同门师兄也是至交好友——沃尔夫冈·欧内斯特·泡利。
一切突然变得再清楚不过。
“今年夏天的山茶开的很茂盛，枝叶葱茏，繁花似锦。战争也许今年就会结束，也许是明年，那个重要的数字已经修改完毕——我相信他们就算有天大的能耐，也不能造出一个一吨的铀弹来，说到底，我还是希望这场战争能有一个不那么惨烈和两败俱伤的结局。欧内和亚德里安已经满了周岁，能在房子里跌跌撞撞的走路，我们最近一切都好，但你为何没有给我回信？是被扣下了还是你仍旧没有原谅我当年的所作所为？”
“希姆莱又重新注意到这项计划，但应该已经为时已晚。他无法解决重水的问题——因为他永远无法想到可以用石墨，再加上那个见鬼的临界质量和盟军的猛烈攻势，他应当是分身乏术。亲爱的欧内斯特，我现在仍旧不明白这样做是对是错，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因此激怒了玻尔，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请告诉他，我很抱歉，因为德国永远是我的祖国。”
“一切都结束了。欧内斯特，倘若你在，大概又要嘲讽我口不对心、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但我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未来的日子应该只会更加艰难。”
“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十一年又十五天，我必须得说我很想念你，很想念你们。保罗还是那副老样子，只是没想到他最后居然栽在魏格纳那小子的妹妹手里——他们的孩子很可爱，也很聪明。”
1958年之后，日记本上变成了大片大片的空白，只剩下一篇，伶仃的写在最后一页纸的中央。
“你过世已有十八年，如今我也感到甚是力不从心，恐怕是不久于人世。大概是老了的缘故，我现在常常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却又总是记不真切那时的光景，只觉得彼时我们大家都常常相聚，少有别离，而今却只剩下我和保罗两个。对了，你还记得阿格吗？就是玻尔老师得到诺贝尔奖那年他们家里出生的那个小孩，他在去年延续了他父亲的荣誉——课题是什么我却也搞不懂了，现在的物理学比我们那时要发达的太多，仿佛百花齐放，前些年的电弱统一模型、量子电动力学和色动力学，近几年的粒子基本模型和统一理论，有些数学表达复杂程度远胜我的矩阵力学——而你当时还为此抱怨过。亲爱的欧内斯特，想到马上要见到你，我或许可以暂时选择性忽略你那些恶毒而又写实的讽刺。（叫你上帝之鞭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你还年轻，我却已经步履蹒跚、两鬓斑白，所以你一定要等等我，就像是20岁的你所做的一样。”
----Fin-----
注1：引用自话剧《哥本哈根》
注2：代指保罗·狄拉克
